包公辅佐的宋仁宗皇帝性格宽仁，以广开言路、乐于纳谏著称；其在位的四十二年间（1022－1063年）里，可谓名臣辈出，人才鼎盛。在明初评选的“唐宋八大家”中，就有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出现在宋仁宗时期。其中有一位，与包公发生过一场风波，他就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
说起欧阳修，或许你会想起曾经令你背到头疼的《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多么的诗情画意，别具清丽格调。包公与欧阳修都是忠君爱国、守孝重义、刚直敢言之人，但两人性格情趣各异：包公本性内敛，以清心治本、直道处世为做人准则，生活俭约宁静；欧阳修是文学家，喜欢诗酒交游，性格爽朗外向。在宋仁宗朝共事期间，有两件事将两人联系在一起：
嘉祐元年（1056年），黄淮一带大雨成灾，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上《再论水灾状》奏章，认为“水灾至大，天谴至深”，这是无能官员太多，应选派贤才为国分忧。欧阳修开列了一份四人推荐名单，里面第一位就是因举官不当被贬在池州的包公。包公当时因保举官员不当受降职降级的处分，出知池州，欧阳修主动向皇帝提建议，称赞包拯的政绩和人格，请求把包公调到京城来，给予重用。最终，仁宗皇帝接纳了欧阳修的建议，包公被提升知江宁府，很快又调权知开封府。在开封府任职一年多，包公明察秋毫、铁面无私，把权贵众多、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
嘉祐四年（1059年），时任御史中丞的包公，先后弹劾了两位财政大臣——三司使张方平和宋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包公先是弹劾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职权“乘势贱买所监富民邸舍”，随后张方平落职，宋祁接任。不久，包公又弹劾宋祁“在蜀宴饮过度”，同时他的哥哥宋痒在朝中任副宰相，宋祁不宜担任该职位。宋仁宗经过多番考虑和选择后，遂命包公接任三司使。
此举引发欧阳修上《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奏章：“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谓朝廷贪拯之材，而不为拯惜名节。拯性好刚，天姿峭直，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伏望陛下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置之京师，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节，不胜幸甚。”欧阳修在这篇奏章里，直接指出朝廷任命包公接手三司使并不恰当，不利于包公避嫌。他肯定了包公“刚”、“直”、“孝”的品格，但包公作为御史中丞将两任三司使（张方平和宋祁）都告倒了，自己却亲自接任，以后恐怕奸佞小人会借此大做文章，朝廷可以让包公担任别的职位，从而避免天下疑惑，进而保全包公名节。
性格刚直的包公未与欧阳修作任何争辩，冷静地思虑再三后，接受了欧阳修的建议，婉拒了宋仁宗的任命。
那么仁宗皇帝为什么会任命包公为三司使呢？两任三司使卸任后，宋仁宗需要找个恰当的人来担此重任。从包公的经历来看，他真是个不错的人选。首先，包公为官清廉，正直无私。三司使拥有财政大权，包拯担任该职位至少可以保证国家每一笔钱运用合理，最大限度避免贪腐。其次，包公此前曾当过三司判官和三司副使数年，虽都是副职，但对三司使的工作职责和部门运作都了如指掌。所以仁宗皇帝任命包公为三司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只是他疏忽了奸佞小人会因此而生事。虽说前有欧阳修上书，后有包公婉拒出任，但仁宗皇帝并不接受。最后，包公向仁宗皇帝提出自己暂任三司使，待三司使有更合适的人选，再退位让贤。
古往今来，看待事物都必须要实事求是，不搞片面性、一刀切。欧阳修做到了以理来衡量是非，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在包公失意的时候，欧阳修推荐他、表扬他；在包公得意的时候，又实事求是地规劝他，给他最好的建议。而包公也细心、冷静地分析权衡利弊，始终保持“清心”、“直道”的本色，在出任三司使后，关怀民生、锐意改革，展现出经济领域的才干。《宋史·包拯传》记载：“其在三司，凡诸管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包公将原来官府向民间定额征购的物资，改为开设市场，按市场价格直接购买民间货物。此外还施行薄赋敛、宽力役、救饥馑、免折变、改盐法、改茶法等一系列举措，两年后因经济工作成效显著，被提拔为枢密副使。
包公与欧阳修引人入胜的事件，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实事求是”是一种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诚实正直的良好品德，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与深思。
参考资料：
辽宁日报《万民敬仰的包拯》
网络《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