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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文化

文化特辑|《杲杲清名,万古不磨》之包拯在端州的那些事儿(三)
2017-10-20 15:39:37   来源:    点击:

萌萌哒的鸡年快到了,小编提前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每天都过得都萌萌哒!

 
  萌萌哒卖完了,就开始讲故事了吧?
题诗明志,创办书院
包拯一生功绩卓著,虽然他也是饱读诗书,但是,他却不善于写诗作赋,而是善于策论,这些也是和他做事务实、不求形式的性格息息相关的。
来端州之后,包拯写了一首名为《题端州郡斋》的五言律诗。这是他留存史册的唯一诗作,可谓吉光片羽。
来,一起来欣赏一下: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修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燕雀喜,草尽兔狐愁。
往牒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放心,服务周到的小编会为你送上翻译:
居心清正是官员为政清廉的根本,正道直行是做人做事的准则。好木终成栋梁,好钢宁折不弯,历史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教训,为官者千万不要做出让后人感到羞耻的事情。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包拯以清心直道自勉、做国家栋梁和治国安民的志向。可以说,这首诗就是宋诗“以文为诗”的一个例子了,包拯就官德问题直接发表了自己的议论,但他还是注意了写诗的要求,通过一些比喻使自己的思想形象化,文字、格律上也都下了工夫。

 


 

这是包拯在清心堂所作的一首诗。当时,包拯任端州知州时的端州州署,是一座具有岭南特色的庭院式建筑。除了处于正中位置的“衙门大堂”之外,周边还有好几个堂,做各种办公用途以及公职人员住宿的地方,所以州署也建了休憩的庭院,院内还有轩、垒石做棋枰。由于端州很久没有人来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署衙内的很多摆设等都已经有些破旧了。看到这种情况,当时包拯将州署从东城往西迁,“设定了端州城区的中轴线,为后来兴建宋城墙奠定了基础”;“整个宋代城市的格局已由包拯确定了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沥湖,即现在星湖景区的山水布局,包拯时已规划出雏形”。

说个题外话。清代,广东三大状元之一林召棠题写并考证了这首诗。道光年间,林召棠因不愿与清朝军机大臣穆彰阿同流合污,引退归田,教书育人,造福桑梓。林召棠曾主讲于肇庆端溪书院,长达十五年。他治学严谨,教导有方,造就了一批俊秀良才。林召棠题包拯诗作,既抒发了对包拯的仰慕,也借以表达自己像包拯一样“清心”、“直道”的处世为人原则。

 


 

话转回来。据史料记载,包拯到端州后未建州署,只在旧州署内增建了枕书堂和清心堂,在府厅西开了菊圃,在府治西北开凿了洗砚亭(文艺情怀满满!!)在这新旧八堂之中,包拯去得最多的就是增建的清心堂,无论愤怒、高兴、忧愁、烦闷,他都要到清心堂坐一坐,想一想,平复一下心绪,并且经常以《题端州郡斋》那首诗来鞭策自己……(包大人高雅的做法让每当“愤怒、高兴、忧愁、烦闷”时只懂吃吃吃的小编汗颜……)
 
这时候,以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为首的一群朝廷高官,说服了宋仁宗,在朝廷开始了一场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包拯虽然远离京城,处于“江湖之远”,但对这次的革新也是有一些了解,并且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呃,“由于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新政遭到阻挠,很快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一岁多的新政就此夭折,也没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这事咱就不提了。)

当时的端州由于连年的灾害,百姓多食不果腹,野蛮愚昧,更谈不上学文识字了。而且宋初,朝廷一度不许州县随便办学,设立官学、书院要经过朝廷的特许,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岭南教育的发展。端州在包拯的领导下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包拯想的就是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端州摆脱野蛮和愚昧的状态,真正提高端州百姓的文化素质。当然,也因为包拯深深体会到人才的缺乏(跟随包大人从天长县过来的包兴表示不想每天都做“加班狗”),所以,他将兴文办学作为了为政的责任。
 

 
宋康定至庆历年间(1040-1042年),包拯在端州创办了星岩书院,开辟了岭南办书院的先河。书院选址在州城北郊的宝月台。星岩书院设有专门的学舍,也建有专门给教员、学生住宿的地方,虽然规模不大,可就从属于“南蛮”边远之地来说,但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星岩书院不是官学,但它在教育上具有较高的层次。地方上的府、州、县学侧重于儒家主要经典的传授,为科举应考做准备;而星岩书院主要是进行专题讲座,多邀请著名的学者、专家掌教、授课,学术气氛较为浓厚(妥妥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典型例子……)

 


 

星岩书院是西江区域最早的书院,它的创办提升了西江地区的文教水平,缩小了西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距。它的创办,标志着西江地区的教育先行了一步。值得一提的是,星岩书院后来发展至今,成为了肇庆一中。(一中的同学看过来……)

 
不仅如此,包拯还建造了文昌祠(故址在今西门市委机关第一幼儿园)。“文昌”本是天上的星官名,又名“文曲星”、“文星”,是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旧时多为读书人所崇祀。包拯创建文昌祠,既为鼓励读书人努力学习,效力国家,也为弘扬文昌精神,即“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
古代讲究的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包拯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想的促使下,在地处偏远的端州兴起崇尚文化的风气,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文化发展教育,乃是千秋大计,包拯不仅仅做到了一个士人和为官者该做的事情,而且还将这些事情做得更大,这是非常难得的。(踏踏实实做事的包大人应该再次得到我们的掌声!)
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该喝水的去喝水,该吃饭的去吃饭,该打扫卫生的去打扫卫生,该办年货的去办年货。

解散!
 

 
以下是大宋知识联播时间
赵匡胤开启殿试:借科场舞弊案夺文官选拔权

开宝六年(973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朝堂之上按照惯例会见当年新考上的进士。新录取的进士有十一人,诸科二十八人。这些未来官场的后备干部们来到皇帝日常主持重要会议和政务活动的讲武殿,接受国家最高权力者的接见。
在简单的试探之下,赵匡胤居然从中间揪出了两个滥竽充数的人,认为他们在这些人中间“材质最陋”,水平最稀疏。这两个人,一个是进士武济川,一个是三传刘浚。
在此之前,像这样的接见与谢恩活动都是程序化,与科举考试本身并无本质上的联系,甚至连面试都算不上。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赵匡胤好像格外地重视,他将吏部的铨选职责也揽在自己的身上。吏部从那些通过科考的考生中铨选官员,类似于今天的组织部门找当事人谈话,要通过简短的谈话过程,来考察考生的“身”、“言”两大入仕指标。这样的考察形式本来就是不靠谱的,就算“言”可以通过说话者的谈吐对其个人水平有个大致了解,但是“身”则成了一档选秀节目,就是用外表去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做官的才华,完全成了以貌取人。
就是这两个简短的程序让武济川、刘浚露出了马脚,他们在回答赵匡胤的问话时,答非所问,完全跑题。这让赵匡胤非常愤怒,难道我堂堂帝国选拔来选拔去,就选出这样的人才?他当朝就撤去二人功名,退回原籍。打发完两人,赵匡胤开始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这场科考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李昉,李昉刚刚重返赵宋帝国权力中心并成功地掌握了干部选拔权。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随着这些高中的考生们陆续进入官场后,昔日的考生就成了自己的“门生”,也将是他权力世界的宝贵财富。那样的话,李昉的政治地位将会得到大幅度地提升。
就在李昉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时候,赵匡胤居然在一场简单的殿试中发现了问题。
在随后的调查中,赵匡胤了解到被他除名的考生武济川与李昉有同乡关系。赵匡胤的愤怒可想而知,主考官李昉难以洗脱罪名。
在这次事件后,赵匡胤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重新考试;二是赵匡胤经过调查,确认原来的主考官李昉在主持考试过程中的确存在不公,于是就抹掉了李昉翰林学士的头衔,并让他背了一个降职处分。
有意思的是赵匡胤重新组织的那场考试,除了之前已经除名的武济川,李昉所录取的其他十个进士再次被录取。让人感到不解的是,从第一名到第十名,连顺序排名都原封不动。除了这十人又补录了二十六名进士,“不过附名在此十人之后”。这样看来,考场舞弊事件不过是赵匡胤借题发挥的由头,他的真实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官员的选拔权抓到自己的手里,借此削弱文人官僚的权力,来强化自己手中的皇权。而李昉不过是这场弈局中的一个棋子罢了。
赵匡胤最担心的是,像李昉这样的在朝大臣之间或大臣和一般士大夫之间抱团的派系(朋党),成为中央集团的一股分割力量。

 
这场似有若无的“科场舞弊事件”最大的得益者是宋太祖赵匡胤,他借着这样一个事件,为科举考试增加了一道新的考试程序,那就是让士子与皇帝面对面地殿试。这样一来,皇帝就把对文官的选拔权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中。
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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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编辑:包子小姐